近古音乐发展史 近古音乐——发展史（一） （公元960—公元1911）这一段历史包括宋（辽、金）、元、明、清，其特点是：不但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歌舞音乐继续有所发展，而且产生了许多新的音乐品种，从而使声乐和器乐得到了全面发展，成为中国近代音乐的基础。 如前所述，中国的音乐，在隋唐以前一直被深锁在高门大宅里，普通平民虽然是音乐的创造者，也是新的音乐品种的提供者，但却并不能最终享有它们。这种现象在隋唐时终于有所改变，那时侯，佛教寺院的庙会之类附带着成了平民的音乐活动园地，酒楼也时有诗歌的演唱。到宋代以后，进一步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于工商业发展，都市繁荣，以市民为代表的平民有了自己的娱乐场所，当时称之为“瓦市”、“勾栏”，“瓦市”“勾栏”在都市之中，既经营贸易，也进行平民艺术的演出活动。如果说宋代以前的音乐几乎都是以宫廷演出为代表的话，那么，宋代以后的音乐就要以这些“瓦市”、“勾栏”，还有其后的“戏楼”、“茶馆”等的演出为代表；对于历史来说，宫廷音乐已无足轻重。所以，宋代前的中国音乐史几乎是宫廷音乐史，宋以后事实上已是市民（或平民）的音乐史。 从赵宋王朝开始，中国社会面临着又一次大的转折。农村封建经济仍然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但城慎经济的勃兴给社会带来新的生机。适应这一经济形态的要求，市民阶层日益壮大，市民文化也随之兴起。作为这一文化的体现，首先是“诸宫调”的产生，接着是宋元杂剧、明清传奇依次衍变；不同的曲艺形式和戏曲剧种，由几种声腔而变为几十种，由“东柳西梆南昆北戈”而繁衍为数百个剧种、曲种。可以说，这是汉族和诸少数民族音乐分别独立发展的时代，又是传统音乐走向高度成熟、高度综合的时代。作为传统音乐四大支柱的民间、宗教、文人，宫廷音乐，作为民间音乐五大类别的民歌、歌舞、戏曲、曲艺、器乐，在这一时期都形成各自丰厚的积累，都分别进入本门类的黄金时期。同时，它们又互相影响、吸收、交融，构成了一个十分理想的生态网落。正是这种生态网落，才涌现了代表中国文化最高水平的戏曲、曲艺；产生了有“东方明珠”之誉的中国各族民歌和具有中国古代哲理精蕴的古典音乐。 “瓦市”又称“瓦舍”、“瓦子”，实指在城市的旷场（一般为瓦砾场）上形成的交易市场，“瓦市”中设有为数不等的“看棚”，即上架布棚，四周用绳网或草荐围起的简陋表演场地；有些“看棚”中心设低矮栏干，将观众与表演者分开，这种看棚就称为“勾栏”（“勾栏”是栏干的别名）。宋代已有以在路边场地表演各种杂技、说唱故事、杂剧等为生的卖艺人，俗称“路歧人”。他们也藉“看棚”表演。“看棚”不卖票，而是邀人观看（故又称“邀棚”），一个节目结束或演至要紧关头时停住，向观众收费，然后继续表演。在“看棚”（“勾栏”）内表演的艺术品类非常丰富，其中有关音乐的就有嘌唱、唱赚、鼓子词、诸宫调、杂剧等多种。这些都是宋以后新出现的音乐门类。 嘌唱和唱赚是艺术歌曲。嘌唱是取现成的令曲小词，经过变奏、变调处理而进行演唱的音乐品种。唱赚则选择一些流行的歌曲，组织在同一宫调内，前加引子，后有尾声，歌词从头到底只用一韵。也就是说，唱赚所唱，是一宫、一韵、多曲外加头（引子）尾（尾声）的歌曲。唱赚所选用的曲调，有大曲、（宋大曲。其歌词是长短句，与唐大曲歌词为五、七言不同；曲调也应有变化，不可能是唐时旧貌）、曲破（宋大曲与曲破是分成两类的）、嘌唱、番曲（外族音乐）等，这些曲调也就成了曲牌。唱赚的伴奏乐器有笛（指横笛，下同）、鼓、板。唱赚首先将曲牌联缀组合，并由此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曲式结构。 鼓子词和诸宫调都是说唱，其说和唱都得围绕一定的故事内容展开。但鼓子词音乐较简单，往往反复演唱同一曲调，不过它有伴唱，可以减少一些单调之感。诸宫调比鼓子词前进了一大步，它是11世纪时在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瓦子勾栏内卖艺的泽州（今河北平泉附近）人孔三传首创的。孔三传所创的诸宫调的主要特色在于结构，它把同一宫调（调高）的一些曲调（即曲牌）联合成一组；而各组之间的宫调却不相同（所以叫做“诸宫调”）。其曲牌来源于唱赚（包括宋大曲）、词曲及当时的民歌。显然，诸宫调是在唱赚基础上的再创造。诸宫调的伴奏乐器也与唱赚相同，是笛、鼓、板。比较晚些的《西厢记》诸宫调（比孔三传约晚一个世纪），已经用到14个宫调，基本曲牌达151个。更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些曲牌的运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往往会根据内容的需要而在不同的方面作出突破，例如变奏，变更句式等等，这就是基本曲牌的变体。《西厢记》在这151个基本曲牌的基础上，共产生了293个变体。诸宫调在曲牌组合、宫调转换、体式变化等多方面作出的总体性创造，为中国音乐发展史树起了一块里程碑。 “杂剧”最早见于唐代，那意思和汉代的“百戏”差不多，泛指歌舞以外诸如杂技等各色节目。“杂”谓杂多，“百”也是形容多；“戏”和“剧”的意思相仿，但都没有今天“戏剧”的意思。到了宋代，“杂剧”逐渐成为一种新表演形式的专称；这一新形式也确实称得上“杂”的，包括有歌舞、音乐、调笑、杂技，它分为三段：第一段称为“艳段”，表演内容为日常生活中的熟事，作为正式部分的引子；第二段是主要部分，大概是表演故事、说唱或舞蹈；第三段叫散段，也叫杂扮、杂旺、技和，表演滑稽、调笑，或间有杂技。三段各一内容，互不连贯。 杂剧的音乐，有些直接取自宋大曲，有些则来源于民间小曲。但宋大曲一般只取唐大曲的一部分，称为“摘遍”；宋大曲的结构也已远较唐大曲简单。 北宋以后，杂剧既有随南宋南迁的，也有为金所继承的，金继承的宋杂剧也称院本，性质上与宋杂剧却没有区别。 北宋末南宋初，也就是12世纪，南方也产生了一种与宋杂剧不同的戏曲南戏，又叫戏文，又因为产生地在浙江温州，所以又叫温州杂剧、永嘉杂剧。南戏完全表演故事，结构可随故事变化，不象宋杂剧基本由三段构成。南戏音乐以南方流行的小曲、歌谣为主，大概后来受到宋杂剧的影响，也采用唱赚、词调和大曲的部分曲调。南戏虽不讲究宫调，时间久了却也自然形成了集曲成套的规律，曲牌联接已有一定次序。在南戏的舞台上，一般角色也可歌唱，因此便有独唱、对唱、合唱等各种形式，音乐的路子显得开阔了。 南宋时，北方和南戏对峙的最初是金院本（杂剧），1234年金亡于元，便形成元杂剧和南戏并行发展的格局。元杂剧是在宋（金）杂剧和诸宫调基础上兴起的新杂剧，它既与宋杂剧不同，也与南戏不一样。元杂剧的结构，在音乐上以“套”为单位（其戏剧结构则以“折”为单位；每“折”戏用一“套”曲），所谓一“套”，与诸宫调的一组相象，都是把为数不等的不同曲调编集在同一宫调内而形成的。一“套”的唱词也一韵到底，而且几乎每句押韵，不押韵的较少。元杂剧一般由四“折”加一“楔子”构成一本连贯的戏。四折也就有四“套”曲调。“楔子”插在一二套或三四套之间，或加在套前，但楔子不用长套曲调，一般用[仙吕·赏花时]一曲（“仙吕”指其宫调属“仙吕调”，“赏花时”为曲牌名。不少曲牌名来源于其最初取作曲牌时唱词的前几个字，故曲牌名一般只有相区别的意义，与标题音乐的标题不同），或者加上一首[么篇]。（“么篇”的“么”，有人说是前后的“后”字繁写体的省写，若按其说，则“么篇”等于“后篇”。但按音乐内容而言，“么篇”实即前曲的变体。）元杂剧的曲牌来源很广泛，有唐宋词调、诸宫调和一些外民族歌曲。相对于南戏所用为“南曲”，元杂剧的曲调便通称为“北曲”。前面说过，诸宫调《西厢记》曾用到14个宫调。到元代，元人写的《唱论》列了17宫调，但同是元人写的《中原音韵》只列了12宫调，实际上元杂剧所用宫调更少，仅9个而已（常用的只7个）。即使这9个宫调，相传至今，在实际使用时也因角色不同而可隶入不同调高。 燕乐的宫调本来应有其音高和音列方面的限定意义的，至元杂剧，这些意义已经基本失掉了，这可能与主要伴奏乐器由唐的琵琶到宋的筚篥再到元杂剧的笛的变化，（元杂剧的伴奏乐器也用笛、板、鼓。）以及杂剧曲调必须适应单独演唱者的嗓音条件等原因有关。 元杂剧和南戏不同之处，不但在结构上前者为“四折一楔子”，后者以“出”为单位，普通一戏即有二、三十出之多；音乐分类上前者所用为“北曲”，后者为“南曲”，而且在于前者四折始终由一个男主角（“正末”）或女主角（“正旦”）唱，其他角色只能说话不能唱，即使唱，也只能唱与主角的套曲无关的短小曲调，而南戏如前所述，却是一般角色都能唱，也没有宫调限制。显然，南戏较元杂剧可塑性强些，因此就更有发展的潜力。可是元灭宋以后，南北一统，元杂剧随其政治、军事势力进入南方，南戏一时几被遮没。但元代中期，形式比较自由的南戏首先采北曲与南曲共同构成“套数”（即套曲），称为“南北合套”，使戏剧的音乐兼具南北之长。一般说来，北曲雄健刚劲，南曲平和柔美。中国音乐的风格历来以南北的区别最显著，自《诗经》－－《楚辞》，至《相和歌》－－《吴歌》、《西曲》，莫不说明了这一点，但至今依然存在的北方音乐刚劲，南方音乐平和的风格差异，恐怕是南北朝以后逐渐形成的。元杂剧后来也用“南北合套”，不过那时杂剧已开始走向衰落。 上述唱赚、诸宫调、南北曲的音乐，在后来的昆曲中都有某种程度的保留。 宋以后得到明显发展的另一类“平民音乐”是“文人音乐”，主要是琴乐。琴在汉末以后，产生过《广陵散》、《酒狂》、《幽兰》等流传至今的名曲。发展至唐代，已由地区或琴家风格的不同而有吴声、蜀声、沈家声、祝家声等不同称号，出现了流派雏形。宋代以后，虽然因为宋太宗特别爱好琴和阮，使这两件乐器在宋代宫廷中受到过特别重视（因此而有“阁谱”），但琴在社会上仍渐而成为几乎是文人专习的乐器，也是不可逆转的历史现象。 宋代由演奏艺术的不同而形成了京师（汴京，今河南开封）、江西、两浙等流派。宋末，浙派已独占鳌头。浙派杰出的代表人物是郭沔（1190年前－－1260年后），他曾编集过琴谱，并创作了《潇湘水云》、《秋鸿》、《泛沧浪》等在历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乐曲，尤其是《潇湘水云》一曲，借潇湘合流、云水苍茫的景色，抒山河破碎、身世飘零的感慨，旋律开阔，起伏跌宕，至今依然不失为琴家绝唱。自宋以来，琴一直在文人中间传承不歇，明代以后，更刊印了大量的乐谱（包括乐器介绍、演奏技法和美学理论），琴乐的流传构成了中国音乐历史上很奇特的一页。宋时的文人音乐还有词乐，以姜白石（约1155－－1221）的创作最为突出。姜白石没有做过官，是个彻底的文人，他的词写得很好，是宋代有代表性的词家之一。他也懂音乐，能作曲，共创作了14首词曲。他的词曲抒发了自己真实的感受，也很感人。1176年，姜白石路过扬州，见到被金兵劫掠后扬州的凄凉景象后所写的《扬州慢》，就是其中的一首。这些乐谱经过现代音乐家的艰苦努力，已经被译出了。 宋以后，旧有的筚篥、琵琶、筝、笛、笙、箫等乐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都曾用来独奏。筚篥在宋大曲中地位与唐大曲琵琶相同，是为首的乐器，所以宋时称筚篥为“头管”。宋时也出现了许多新乐器，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胡琴类乐器的“祖先”奚琴。12世纪初成书的陈《乐书》说它是“胡乐”、“奚部所好之乐”，说明奚琴也是外来乐器。据此书所画图形，奚琴的形制与近代胡琴相类，只是当时不用“弓”，而用竹片擦弦。（同时期西北还有称为“马尾胡琴”的乐器，与奚琴不是同类乐器，大概是《元史》中所说“制如火不思”的“胡琴”，后失传。）宋代奚琴已加入宫廷乐队的编列，演奏人数多达11人，超过了琵琶。有记载说11世纪时有一位宫廷乐工演奏嵇琴（宫中避忌胡名，故称奚琴为嵇琴），忽然断了一弦，他就在剩下的一根弦上继续奏完全曲。可见当时有些奚琴演奏家的技巧已经不低，因为这必须更换把位才能做到。 明、清时期，说唱和戏曲的品种越来越丰富，成为音乐最重要的两大体裁。说唱以南方的弹词和北方的鼓词（后称大鼓）以及流行南北的牌子曲为主。弹词的历史可追溯到宋时的“陶真”（陶真是用琵琶伴奏噢唱，流行南方），明时记载已称“弹词”，但也有仍称陶真的。清代弹词用琵琶、三弦伴奏十五），三弦也是宋元时期出现的新乐器。音乐上也形成了因优秀演员的创造而用其姓作为曲调名称的习惯，如“马调”、“俞调”之类。鼓词很可能是宋代鼓子词的继续发展，但现存鼓词的传本只能见到明代16或17世纪印刷的。后来称鼓词为大鼓，它又因流行地区的不同，伴奏乐器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如京韵大鼓流行京、津，梨花大鼓用犁铧片相击等等。大鼓的主要伴奏乐器为鼓、板、三弦。 弹词和大鼓的音乐已不再采用曲牌联套的结构，而用板腔体式，即主要以节奏形式的变化作为乐曲结构的支柱，乐思发展的手段。这一结构形式恐是积累并总结了曲牌运用中的变体规律，并强调了由汉语特点形成的文学上的对偶句式影响下的音乐句式结构而最终形成的，它的基本素材只有一对上下乐句（或四句），整首乐曲即以这一对上下句（或四句）作各种自由反复构成。曲牌联套的句型句数都随所用的曲牌而有一个基本的规定，板腔体却可以不再有这些规定，改用每一句七字或十字的整齐句型，句子数量也可多可少，可视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增减，比较自由、灵活，板式（节奏型）的变化、发展也赋予音乐以更多而鲜明的色彩层次，从而使音乐的戏剧性大为加强。 | 
